2007年11月初，筆者在無錫得知，江陰市有一支李姓是元代駐鎮江陰蒙古將軍的后裔，經同有關人員聯絡，遂前往進行考察，在青陽鎮樹家村李榮瑞老人(時年78歲)家里看到了2005年剛剛續修完的《李氏宗譜》(濟美堂)本，后又在華士鎮向陽村續修族譜辦看到了《赤岸李氏宗譜》(世德堂)本及部分在合修的《江陰李氏宗譜》(濟美堂、衍慶堂、世德堂)本底稿。

　　現據所看到的《李氏宗譜》及考察中了解到的一些情況，就李氏的蒙古族特征略論如下?

　　早在660年前，即元至正八年(公元1348年)江陰李氏家譜的創修者正一公，完成了《李氏宗譜》的編撰。正一公是江陰李氏始祖嘉那的第五世孫。是遷居江陰六世祖莊肅公八撒的曾孫。此時，傳世甚近，又值元代當朝，其雖南遷江南，已掌握漢文漢語，但其對先輩蒙古原名漢文的譯音書寫還是較為準確的，下面首先就江陰《李氏宗譜》中前幾代先祖人名的蒙古語含意簡述如下：

　　嘉那(亦可記為札那、扎那)意為大象之意

　　八撒(亦寫作伯察)意為申年生的人，也可譯為猴

　　這是因為“古代蒙古人從事狩獵業和畜牧業，接觸動物較多，常因動物的習性與人相似，對其形態和動作的動人之處，加以贊美，久之便以動物的名稱來命名。”《蒙古秘史》一開始就說“成吉思汗的祖先是承受大命而生的孛兒帖赤那(意為“蒼色的狼”)和豁埃馬來勒(白色的鹿)的后代，這是最早出現的以狼鹿給一男一女命名的例子。”(《蒙古族文化》蔡志純、洪用斌、王龍耿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8月版，第426頁，)這是蒙古族起名的特點之一。

　　脫因，意為佛教職業者職稱名詞之一(在佛教職稱中為一中等職務的職稱)這亦反映出這時起名已受到藏傳佛教的影響。

　　“八撒，字伯察，襲父正萬戶之萌，至元中敕加上萬戶，賜號忽哩哈赤。”忽理哈赤，蒙古語意因哈的發音為哈與嘎不同漢譯有兩種含意，其一為管綿羊羔者;其二為管理者。

　　《李氏宗譜》第三冊卷二，世源考第003頁舊譜第一世載：“嘉那公世居蒙古”，這里只一句話，就明確地將其身世歷史淵源，世代居住在蒙古寫在首位，這里既包含有地緣也包含有血緣的內涵。接著就又寫道：“輔元世祖忽必烈統一天下，屢立戰功，官至行軍大元帥，賜佩金虎符。”按元史兵制“金虎符，符趺為伏虎形，凡出鎮及節制軍馬，則賜佩之。”譜之所記與元時朝規相符。

　　元代駐鎮江陰最初幾位萬戶在《李氏宗譜》中是這樣寫的：

　　“嘉那子霑柯駐鎮鎮江，后調任江陰，為遷江陰一世祖。被賜統領子孫世襲”之權。即從霑柯始、經八撒、脫因、帖帖、丑斯、定等均為萬戶。那么，在元時“忽必烈即位后，蒙古原有一些官制仍繼續保留。成吉思汗時代開始設置的“達魯花赤”(鎮守官)官制，更普遍推行，在路、府、州、縣都設達魯花赤一員，為最高長官，一律由蒙古人充任。”(《蒙古族簡史》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11月版第62頁，)由此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各位將軍是蒙古人確信無疑，并且這五世六位蒙古將軍均享有世襲特權，充任地方最高長官。在元朝只有蒙古人享有此特權。

　　對于這個蒙古家族，我們還從地方史的史料中得到充分的佐證。據《無錫掌故大觀》秩祀記第六《江陰縣志》卷之八第241頁載：“名宦祠在枟星門東……知縣黃縣傳建，奉祀梁司馬筠、唐趙和……鄭應中，蒙古丑斯……共三十六人。“這里明白的寫著丑斯是蒙古人，為地方名宦之一。

　　《李氏宗譜》第二冊卷一天章編，先祖像贊第111頁及113頁，載有五世祖帖帖公像及五世祖靜如公像。觀二公所戴之帽，如明《夷俗記》謂：其沿“僅可以覆額，又其小者，止可以覆頂。贅以索系之項下，其帽之沿甚窄，帽之頂贅以朱纓……”這種帽子起始年代已不可考，但元代已有之。《草木子》謂：“元代，官民皆戴帽，其檐或園或前園后方。是時稱韃帽。其帽有戴紅纓者和不戴紅纓者兩者，男女咸戴之”。

　　元代，蒙古族實行大族(這里的族是指氏族)外婚，外婚制有助于民族進化和繁衍，加強各氏族間的聯系與民族的形成。其時婚姻講究門當戶對，以此來保持等級地位。元時法律規定：“元室之制，非勛臣世族及封國之君，則莫得尚主，是以世聯戚畹者，親視諸王。”(《元史》卷109表4第2757頁。)宗譜中明確寫明：“嘉那尚元世祖姑越姬”又“霑柯，嘉那子……娶右丞相燕帖木兒女。”這就顯然說明兩點，第一嘉那、霑柯父子二人，一妻皇姑、一妻相女，其本身必是蒙古權貴勛臣;第二從此婚姻關系亦可看出父、子兩人的顯赫社會地位，均受到當朝皇帝和丞相的垂青和抬愛。

　　八撒墓，位于江陰市青陽鎮樹家村中檀樹墳，墓碑高1.28米，寬0.46米，厚0.2米，石灰石質，可惜碑文文革中已遭破壞，字跡辯認不清。墓碑是以蒙古族的習俗臨高傍水，向東偏南而立。此方向，同歷來蒙古人居住之蒙古包方向相同。據樹家村79歲的李榮瑞講：“對于八撒老祖宗之墓，從元時起直到解放前一直有專人守護，最后一位守護者的后代叫李根富。另外，樹家村所有李姓后人的住房，環八撒墓而居。”在八撒墓之東60余米處，有一座李氏宗祠，祠堂雖經歲月的磨礪，但還可看出其昔日之榮耀與輝煌。對此，李榮瑞老人講：“我們每年在陰歷三月份，在祠堂都要舉行祭祖儀式，樹家村男女老少都來參加!祭祀畢聚餐”。對于上述情況《蒙古族文物與考古研究》一書之第十四章蒙古族的喪俗和墓葬一節第441頁中寫道：“成吉思汗去世后，子孫后代每年都要隆重祭祀，為了便于祭，在葬之處蒙古高原上，建立了專為奉祀成吉思汗的陵寢，并由專人守護。”又據《蒙古族文化》第454頁載：“祭祖是蒙古重要的祭祀之一，……《元史》載，其祖宗祭享之禮，割牲、奠馬湩，以蒙古巫祝致詞，蓋國俗也。”這里李氏的祭祀可能包含兩方面的含意，其一，是專為祭祀李氏之祖而舉行，其二也許還包含有祭奠成吉思汗之意。因為，成吉思汗大祭就在每年陰歷三月二十一日。

　　“歸葬祖塋并深埋草原的秘葬方式，反映了蒙古族祖先崇拜并酷愛草原的文化意識，神秘的起輦谷(即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秘葬地)是蒙古族回歸自然意識的見證。”《蒙古文物與考古研究》一書之第十五章蒙古文物舉要一節第445頁。這樣的習俗也清楚地記錄在《李氏宗譜》之中，如：“霑柯、嘉那子……卒葬寧津父塋之昭。”(《李氏宗譜》原始世表第二世康熙庚子重修真本。)又如“丑斯，脫因次子，字靜如……葬邵歧東父塋之西北”。(《李氏宗譜》道光丙申考定本統宗世表第三世。)

　　2007年11月9日，在青陽鎮樹家村探訪時，在樹家村祠堂(現為老年活動中心)有一位80歲的老人叫李正華，對筆者說：我的父親有些文化，但也不高，在我10歲左右，聽父親給我講過，家譜里記著，咱們是蒙古人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”。這正如著名蒙古史學家拉史特哀丁所寫道：“蒙古人有著詳盡而又清楚的族譜，因為蒙古人的習俗是這樣的，他們保持著祖先的世系，并向每一個新出生的孩子教述族譜……所以他們中沒有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祖源。”(《史集》第一卷7冊第13頁。)

　　這天上海兩位退休兄弟李德榮、李生榮，陪同筆者在青陽鎮樹家村考察時，對我講了一個他們的真實故事，稱道：“那是2003年的事，家母92歲高齡在滬謝世，此前父親在文革中先于落葬在鄉。按老人家臨終葉落歸根的囑托，全家人決定清明節將老母骨灰送往老家同父合葬，那天全部兒女孫輩都回到了家鄉，村子里許多人迎了出來，我們將骨灰盒放在老屋正面的長桌上，準備上香磕頭，卻見一長輩捧著一盒線裝書走來，并把盒放在上方，按老人的吩咐，我們全家都跪在地上，向上磕拜，說是先祭祖后行葬，過后我們好奇地問長輩，盒內裝的是什么書?老人說是《李氏宗譜》，原來剛才磕拜見的是自己的祖先，然后我們取來翻閱，這是一九五四年續修的家譜，上面是祖宗的譜系圖，前幾代的人名全是蒙族名諱，傳至27代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以前我們從未見過家譜，這一看大吃一驚，年過一甲方知自己原來是北方草原蒙古族的后裔。”

　　元代駐鎮江陰的蒙古將軍后裔李姓群眾，現在居住在江陰市青陽鎮樹家村有1300余人，邵歧有800多人，華士鎮向陽村有1300余人，北國鎮赤岸村有1800多人，另散居在其它村落里還有近萬人，總共約1.5萬人。此外，廣布在京、津、滬、渝等省區，港、澳、臺及海外者亦不少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從江陰《李氏宗譜》內容里及其后裔所反映的一些情況來看，就語言學、歷史學、民俗學、心理學、教育學、民族學諸方面展現出其蒙古族的民族特征是十分鮮明的。

　　當然，筆者對《李氏宗譜》的探究僅僅是個開始，理出了上述一些民族特征的事例加以淺論，今后還需作更深入和細致的考察和研究。在此，懇請得到學者同仁的賜教。

　　作者：榮盛